“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正是春、夏、秋、冬系列作品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民间。”在谈起新作《南国之冬》时,张大春如是说道。继演罢《春灯公子》的市井豪侠江湖快意,拾掇《战夏阳》的知识分子官场怪态,访遍《一叶秋》的鬼怪妖狐仙凡遇会后,作家张大春终于在15年后,为“春、夏、秋、冬”系列画上圆满句号。新书上市,日前,记者通过出版社采访张大春。
历经15载完成“春、夏、秋、冬”系列
继《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后,作家张大春终于推出“四季书”系列的最后一册《南国之冬》。谈起“四季书”系列的创作初衷,张大春引用了意大利知名作家卡尔维诺的故事。这位作家曾做过一件让他忍不住赞之为“壮举”的事情,即曾到处搜集意大利的民间故事,并把它重新整理之后出版。“我想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如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如果将这些作品里面有叙事特色、值得流传的篇章搜集起来,整理重写,再用四种不同的形式架构在一起,不仅个人创作上是一个有趣的自我挑战,且应该会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张大春称道,有点像是在做中文圈里的卡尔维诺,所以,自己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四本书的写作计划,分别以春、夏、秋、冬寓藏于书名中。
然而,立意虽美好,但付行动于纸上却是久了些。从《春灯公子》到《战夏阳》再到《一叶秋》,及至最后的这本《南国之冬》,整整15年。用15年时间做一个系列,张大春坦言,自己是想用不同的方法将其架构起来,如《春灯公子》,把无关的故事通过一个有心之人结合起来,单篇构起,又拟似话本;第二本《战夏阳》时,开始有些不一样的处置,在每一篇之间会用一种榫卯的方式,即像接榫头一样的文字勾搭起来,把不同方向的构件拼扣在榫子上,使之嵌合;第三本《一叶秋》,每一篇之间的榫子之外,还能把它拆出来,榫头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此时,故事作为一套历史的附庸,旁行于正史之畔,就有了叙事轴,从魏晋南北、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贯穿上千年的历史。“但第四本,我始终没有找到适当的、或者说不一样的短篇集的新形式,于是后来就停顿了。”
“直到他们提醒我曾写过的一个叫做《这就是民国》的系列。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作品。在《印刻文学生活志》中,我连载了一个专栏,每一期写一位近现代人物,背景是晚清到民国早期。”张大春解释,这个专栏有一点特质,自己当时写的时候曾动了一些手脚,把那些非常细碎的、真实的材料跟完全虚构的材料绑在一起,如《丁连山生死流离》一篇。“可以说,经此提醒,我一下就被点醒了。这就是历史的另外一种叙述方法——戏剧叙述方法。换言之,它看上去似乎还是一个短篇集,可事实上它已是一部长篇小说了。我原先卡在那里,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新的、或者不一样的短篇集的形式,可是说穿了,你干脆写一个长篇不就好了。”
重返古中国热闹的说书现场
张大春,华语小说家,祖籍山东济南。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著作等身,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代表作有《聆听父亲》《文章自在》《大唐李白》《城邦暴力团》《小说稗类》《公寓导游》《四喜忧国》等。
在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中,张大春化身说书人,带领读者重返古中国热闹的说书现场、幽邃的故事秘林,一窥其堂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评价张大春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极有天分、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和张大春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交往,是一种动力。”作家梁文道也称赞张大春“可能是华文小说家里头装备全面、技法多变的高手——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样样精通。”
新作《南国之冬》开篇,延续了上一部《一叶秋》的狐鬼仙怪,由神鬼传说引入历史传奇,作者与众多电影人的交往探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串起了那些可能出现在电影中的历史传说、奇闻异事。张大春认为,《南国之冬》中,故事不需要串场,是“现代性”使得故事成为一体,每篇材料都被改写,变成了故事发生在古代的现代短篇,最终变成了“我”的小说,“至此我们也不得不进化到现代,我也不得不回到我自己创作小说的原点。”
“书中每一篇后面所增加的那些段落,即旁白,如我跟王家卫,我跟胡金铨,我跟藤井贤一,还有那几位老导演……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在帮助一个散碎的短篇集子拥有一个明确的叙述主题——重述历史。”对于新作创意,张大春表示,自己是在把历史上的那些小掌故,零碎的文字记载,或真或假的传言,新闻报道和坊间一些据说是自传性质比较强的回忆录等,把这些材料统统聚拢在一起,用戏剧或者说拍电影的方式把它们结构起来,所以,“《南国之冬》这本书之所以历经十数年而得以完成,我必须感谢两代以上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包括胡金铨导演、张彻导演、王家卫导演,以及我大学和研究所时代的老师王静芝先生,还有日籍电影制片藤井贤一,我的同学、韩国籍的柳亨奎教授。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料的热情、兴趣以及对戏剧和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琢磨,多方面启发了我写作这一本小说的勇气。”
表达不止用简单的文字一种方式
“历来讲古道故,都有个引子,正话不及宛转而说,先扯个闲篇。当年在瓦舍里,这叫‘得胜头回’,取其开张大吉之意。……”在张大春笔下,《南国之冬》的开篇《血饵》讲生,末篇《离魂》则是魂魄出窍,由生而死,由死复生,最终回归传奇小说的本质。
有不少读者曾说,读张大春的文字,会经常碰到一些生僻、甚至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的古代书面用语,十分新奇,但有时也很难懂其意。对此,张大春坦言,在自己40岁以前的作品中确实有这个现象,到了50岁以后,他已尽量让文字变得更简单一点。当然,“我不觉得是生僻,我反对生僻两个字。即使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故意去用生僻的字。也许我用词的习惯的确跟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阿城、莫言三个人在三联书店聊天,当然是公开的跟读者见面的那种形式的聊天。阿城就跟莫言说,我使用的汉字太多,说看一下赵树理,写了一辈子的小说,使用的汉字没有超过500个。也许用最简单的字是一种典范,但是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我不主张刻意要用生僻的字,甚至我自己也不承认我刻意用生僻的字。不过如果用到了一般人不熟悉的字,我也只能说那是我选择之下的结果。”
速豹新闻网·山东商报记者 朱德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