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警察冤狱归来2800天：又做起一级科员
换了一把钥匙之后，李小川才打开301的门。
房间里冲出一股发霉的味道，提醒来人这里已经好久没人住了。客厅两个角落里躺着四只老鼠的遗骸，分解后剩下的骨骼和毛的轮廓显示出它们的身躯——大概是饿死的。
露台上长满的，与其说是植物，不如说是杂草。青苔覆盖了花圃和一只水缸，诠释了经年无人居住后的景象。
这是立冬前的最后一个下午，南方的阳光穿过南面的玻璃，倾泻在靠窗的餐桌上。桌上的油汤早已凝固，厨房里的铁锅全是红锈，小半瓶色拉油桶倒在地上，油渍蒸发殆尽。
柜子上散落着女儿九年级时的作业本，第一题要求对“展转”做词语解释。“形容生活不安定，到处奔波。”她写道，又写下一个例句：“这段时间，我总是展转不能入睡。”
这一年，她的父亲正因“诈骗罪”在看守所等待审判。
李小川有十几个手机，八个微博账号
妻子离开后，李小川写下的字条。
李小川年轻时是一位民警
父与子
这是平反两年来，李小川第一次在白天来到这个位于长宁的家。墙上的挂历翻到2013年7月，他是这一年离开这里的，从此就没有在这里住过。有时在入夜人定后，他悄悄潜回来，摸黑在这里抽上两支烟。
客厅架子上，一只马克杯上印着他和前妻2005年夏天在赵州桥前的留影。一个穿橙色T恤、扎着马尾的女人抱住一个男人的腰，证明他们曾经相爱过。杯子上的这个女人是在丈夫出狱后的第一个春天，在一个出门打牌、答应买烧腊回来的晚上，离开了她原本依靠的男人。
他走下台阶，站到客厅的沙发前，没有坐下。沙发早已发霉，上方的墙壁挂着一幅“锦上添花”的木雕。
“就是在这个地方，2013年4月17号，当时我已经出狱三个月了。”李小川比划，“她打电话对我说‘我走了’，我问她‘你去哪’，她说‘不回来了’。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
他在牢里呆了四年半。这段婚姻没有在那时结束，而是在他回来以后。这让他大感意外。——也许不意外。这天上午，他还对人说起，“当一个女人变了，学会了喝酒抽烟赌博说脏话，一个干了十二年警察的人怎么会不明白呢？”
十年前，2010年3月，一审判决之后，他被迫签字授权妻子处分财产，作价176万。妻子离开他时，带走了这笔钱和其他存款，留给他50块——这是出狱时，狱警给他的路费——和两个女儿。
大女儿很快出嫁了，父亲拿不出嫁妆，主动提出不参加婚礼。小女儿在原来的高中读不下去，转学去了泸州。
“后来我们是法院判决离婚的，我去签了字，也没看见她。”
李小川拿起马克杯，又放下。他把刚刚找到的母亲七十寿辰时的光碟装入包里。母亲死在2010年的夏天，听说是气死的。儿子当时在看守所里，没有人给他报丧。
他回来晚了。直到三年后出狱，他在春节祭奠了母亲，说自己无罪，要伸冤。
他的父亲李炳文是南下干部，颇有战功，事迹曾经被《长宁党史》2014年5月刊收录。这一年，当地的一份名人录没有将他父亲的名字列入。他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对他说，因为入狱这件事，不方便收录。
“就算儿子犯了错，和父亲有什么关系？”李小川越说越激动，“况且我是无罪的。我已经平反了。”
只是他的平反来得晚，不够及时。
警与囚
“今天是六号了。”他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下周三，十一号，开庭。你看着，不出十五天，就有人要进去。”
他又补了一句：“也许就这两三天，那个诬告我的就要被抓。”
李小川说的诬告他的人是曾经在一起做生意的伙伴。在一次生意往来中，李小川留下的两张收条后来成为对方控告他诈骗的把柄。
逮捕是在县政府大院的办公楼里进行的，那天是2008年7月18日。警察现身的时候，他平静地被带走，没有反抗。
一份案卷材料透露出这件案子曾经引起过争议：一位政法干部曾经小心地建议，这应该是个民事纠纷，不像个刑事案子。
在看守所里，他和死刑犯关在一间房里。他打心里瞧不上他们。他1980年前后就开始当警察，“83年严打那会，我是死刑执行的指挥，开着摩托车在行刑队前面开道”。
他拿出一本影集，里面有他当年报道的剪报。有他穿着深蓝色警服、橄榄绿警服的照片，有他穿着白色警服按住等待行刑死囚的脑袋的照片，也有他警队同事在一起的合影。
他又从发霉的房子里找到了那套八三式毛呢警服。他靠着这身警服在长宁为人熟知。
长宁太小了，威风的时候，谁都认识他；倒霉的时候也是。
公诉如期进行。一审判了他七年；他上诉，宜宾二审将案件发回重审。2010年3月，长宁法院又判他五年，宜宾中院维持了这个判决。随后，他被转入汉王山监狱。
在下午回长宁的路上，曾经过一个岔路口，李小川曾指着前方说：“前面二十分钟就是汉王山监狱，在一座山上。我们现在要左转。”车里的CD这时播放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朋友再见》。
他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多，表现不错，减刑半年，2013年初提早出狱。他的妻子、哥哥等几个人来接他。他一度感到很欣慰。
“我现在没几个朋友。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个人对我说，李哥，你进来了就要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朋友都会消失，来看你的人，你想都想不到。后来真是，看我的，给我送鞋子衣服的是我小学初中同学。”
他在心理上和狱友保持距离，出狱后和他们也不来往，“他们是罪犯，我不是”。
敌与友
下楼时，李小川又戴上了墨镜。隔壁302的门一直没有打开，楼梯里也没有人走动，这很好。
这次回家之前，他特意换了一身衣服，穿了一件绛红色的长袖T恤，套了一件皮衣，换了一条西裤。他换下在家里常穿的布鞋，蹬了一双皮鞋，戴上一副圆形墨镜。
他在路边一棵树下停下，等朋友把车开来。
马路对面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往这边望了一眼，朝他走来。临近时，李小川摘下墨镜，接过男人递来的香烟。
“恢复工作了？”男人似乎在等一个肯定。
“算吧。”
“该平反了。”
两人握了手当作是告别。
车来了。李小川准备绕到驾驶座，和准备绕到副驾驶的朋友在车前互相让了一下，又一个老头走了过来，叫住了他。李小川回头又和他握了一下手。老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李小川，大概看出了他的尊严和体面。
“老了，都老了。前面的那些房子原来没有，都是后来劈山建起来的。”
他很少和原来的同事来往，他的“敌人”似乎很多。
“一个集团。”他说，要一个个地写材料反映问题。
他“坚决地、坚定不移地”，不断申诉，在2017年6月拿到四川高院的再审裁定。这是他后来认为最激动的时刻。
“那种感觉只有我体会到，别人都没法理解，就像是一股气，从头顶落到脚底，一下子就站不稳了。我的案子有希望了。”
一年多以后，无罪判决；又一年后，国家赔偿；再一年后（2020年10月），恢复公职。
李小川用了七年时间来为过去四年半的冤狱寻求说法，并且还将继续下去。他还有一样东西要争取，就是他自己要求的“公平”，“只有追责到底，才是真正的公平”。
他不屈不挠，既有韧性，又有耐心，还不知疲倦。
“新闻天天都在看，政策、文件都会认真学习”，反腐消息是重点。上头来宜宾驻点，他马上跑去反映情况。宜宾谁被抓了，珙县谁自首了，长宁谁被留置了，这些消息他都记得清楚。
上网、信件是他反映问题的渠道。出狱后，他甩掉了之前的滑盖手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他夜夜刷微博、上头条、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他每个月不厌其烦地给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寄信，仔仔细细地将邮戳、回执等整理好。他手写每一个信封的收信人地址和新闻上经常出现的名字，一沓一沓的材料被分类堆放在入门的大桌子上，上面还有几支固体胶棒、两盒签字笔以及订书机、订书钉、长尾夹。在他申请赔偿时，经他计算并主张的邮费、打印费、误工费、差旅费达15万元。
“你这样做值得吗？”
“值得。我求得了公平正义，推动了法治进步，教育了大众百姓。”
他努力了近两年，等来了长宁县监察委今年九月《关于撤销李小川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
这鼓舞了他。
“反腐现在向纵深发展了。”李小川说，“宜宾有613人向组织主动说明情况了。领导说要’再发力’，我理解就是说宜宾反腐’不彻底’；宜宾有三条江（岷江、金沙江、长江）。”
长宁归
回宜宾城的路上，车又经过长宁文旅那栋楼。三十年前他在这里上班，是主办科员。
一周前，十月三十日上午，他又回到这里重新上岗，从一级科员开始。他马上就五十七了，要和比他小三十岁的人一起当一级科员。他有点不甘心，要申请提前退休。
恢复工作，距离他拿到赔偿过去了一年，距离他平反过去了两年，距离他出狱过去了快八年。的确是来得迟了点。
不管怎样，这是他最近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况且他眼前还有希望。人世间最美好的就是等待和希望。
上班第一天，他驱车一个多小时，从宜宾市区回到长宁。介绍他恢复工作的仪式推迟了一个小时。到了上午十一点，李小川被引入一间会议室，参加了一个会。会议最后，领导介绍了李小川同志，给了他一把钥匙，分配了一个办公桌。
两分钟结束，简洁、高效，大家互相握了手。
重回上班这事，他在朋友圈里给自己开了发布会。他的新闻上了报纸，他的案子被收进刑辩案例集。
很多人都来找他，他每天都会接到几个电话。一个女人在中午十二点半打来电话，说话声音特别大，说“派出所”、“合同买卖纠纷”云云，还要加他微信。李小川说“现在不得闲，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另一个电话，他接了大概五分钟。他告诉电话那头，“中央政法委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正在宜宾进行，领导说了要‘再发力’”，“你要理直气壮，要有主张，不要吵闹，只说事实经过，坚决要求对责任人进行追究”，“你不要冲动，情绪稳定下来，不要急”。挂电话之前，他又强调了一遍：“理直气壮，不要急，争取得到圆满的、公平的、正义的结果。”
晚上七点才到宜宾市区，城里已经开始堵车。这是立冬前的最后一个夜晚。
在车上，他又谈到了目前在宜宾进行的整顿试点工作。他说有个朋友今天一天都在跟上头反映情况。
电话又响了。李小川接起电话，是那个刚刚向上头反映完情况出来的兴奋的朋友。
来源 九派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