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动故事展开非遗实践与表达探究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王宇琦

日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48期上，多位学者基于《制造非遗：<山鹰之歌>与来自联合国的其他故事》一书的核心，围绕《非遗的社会生命：对<制造非遗>一书的几点思考》这一议题，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非遗的社会生命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从《山鹰之歌》谈文化塑造

民间音乐《山鹰之歌》（El Condor Pasa）起源于南美洲克丘亚地区。1970年，这首歌被著名音乐组合保罗·西蒙(Paul Simo)和阿特·加芬克尔(Art Garfunkel)以《山鹰之歌——如果我可以》之名纳入他们最畅销的专辑《忧愁河上的金桥》中，并很快为全世界所熟知。《山鹰之歌》曾作为人类音乐的代表，被星际飞船“旅行者”号带入太空。本书从一个情节曲折、人物多样、引人入胜的故事开始，讲述了非遗的起源，以及它是如何被列入国际议程的。

本书作者瓦尔迪马·哈夫斯泰因（Valdimar Hafstein）是冰岛大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民俗学博士，主要从事民俗学、民族学和博物馆等方面的研究。此外，他也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冰岛国家委员会前主席，曾任国际民族学与民俗学会会长。

作者在书中表述，这是一本关于民俗的书，关于文化实践形式与表达形式，以及当它们被列为非遗时发生了什么。这本书也是关于非遗如何被制造，以及如何在其权限范围内制造、形塑与改变文化表达形式和实践形式的。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化遗产概念兴起，相关保护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浪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遗。人们看到，被称为文化遗产的事物在数量和种类上呈指数级增长。与此同时，作为全球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遗产也如同镜子一样折射社会变革，参与到权力角逐之中。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一个疑问，“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解决方案，那么问题是什么？”

这本书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构民族志为基础，提供了关于非遗的概念和《公约》如何形成的幕后故事。非遗影响延伸到世界不同角落的时候，人们将它作为反思变革的工具，同时也将它作为实现变革的工具，通过非遗领域的机构和媒介，改造人们与自身实践形式之间的关系。

文化遗产争夺背后的斗争

著名音乐组合将《山鹰之歌》的知名度打响，但音乐诞生地的人们没有为此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这更像是对本土音乐剥削而非颂扬。富裕地区的人拿走了安第斯地区贫穷人的音乐传统，赚得数桶金，但一分钱都没有落到那些认为自己是合法“所有者”的人手中。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影响范围并没有如同国界般清晰的界限，在玻利维亚和秘鲁之间，关于这首音乐也展开了反复争论，从历史、道德和法律的角度对各自国家有关《山鹰之歌》的权利进行主张。

论坛上，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吴世旭作为本书的译者，为与会者介绍了书中对这个故事的描写情况。在《山鹰之歌》引发的各种纷争中，版权的争夺尤为明显，其中有着相应的经济、政治背景的投射。处于发达地区的音乐人通过改编作品获取经济收益，民间文化也成为地方权力斗争中的砝码。

“作者利用实地调查和档案材料，追溯了非遗概念和《公约》是如何产生的。作为一名民俗学家，他认识到叙事的主观性，并探索了《公约》起源故事的多种变体。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述的版本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遗产存续的关注，以及成功拯救濒临毁灭的文化遗产的英雄主义主张。作者描绘了更加混乱的现实，从而使这些故事变得更加复杂，对所有权的争夺、国界与文化国界不一致的问题、经济和政治贪婪、文化挪用和歪曲。”吴世旭介绍。

在书中《制造名录》一章中，作者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引发的争论。名录总是有选择性的，遗产体系本质上是建立在排斥他者的基础上。将文化习俗客观化和重新定义为可以命名和列入清单的事物，以达到保护、展示或建立认同的目的。由于列出的事物与民族相关联，其选择性超越了形式，也超越了文化群体。编制一份值得国际关注的“事物”名录的过程，最终会使文化形式以及文化群体相互竞争。

保护过程中的反思

在书中，作者也对非遗保护的手段进行了探讨。吴世旭以“维布扎”为例，向与会者介绍。维布扎治疗舞蹈仪式是马拉维北部地区塔布卡族中流行的康复舞蹈，200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仪式由传统的医治者表演，用以治疗各种精神疾病。当地居民建立了一个名为“坦费瑞”的乡村住所，在那里为病人提供数周或数月住宿和治疗。

然而，在将仪式转化为非遗后，却起到了“反仪式”的作用。在大范围关注、重视下，仪式舞蹈本身成为被观赏的对象；仪式专家成为演员，在节日舞台上进行表演；观众观看的是舞蹈本身，而不是寻求被治愈。这种形式的保护是对该项传统文化延续本质的偏离。此外，文化遗产可以为相关人员带来积极的结果，比如，培养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尊心等。但这种处理方式也可能产生副作用，比如，文化形式的重大改变，或者是商品化和商业化。

吴世旭分享结束后，多位与谈人参与讨论。“在起草《公约》的过程中，各国代表围绕名录设置进行了讨论，围绕本国利益的观点和从学术角度出发的观点等进行了碰撞。这本书对在进行《公约》框架下遗产实践进行分类梳理提供了更为明晰的角度。”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马千里表示。

“《公约》在认识民间创作、民俗主题等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实现非遗保护的终极目的——文化权力的实现。《公约》秉承的保护思路和民俗学研究方法内在是相通的。非遗被重视程度的提升也是民俗学话语权的成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唐璐璐表示。

“非遗发展脉络和政策发展历史是相互缠绕的，作者在书中谈到了《公约》诞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细节，谈到了其出现的必然性，也提及了其中的偶然性。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此外，民俗学者在经过田野调查获取信息后进行叙事的方法和思路，也可以从书中得到更多思考和借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先福表示。

来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