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史卷中寻找丝缕证据,并进行逐一考证,最终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论断。近日,济南学者刘国胜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新成就,其所著《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考》在2022年中国图书馆年会论文征集活动中脱颖而出,更突破性地证明了由一代大儒周永年于1769年创办的,位于济南五龙潭畔的藉书园,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祥地。日前,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专访刘国胜。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王宇琦
一代大儒周永年和藉书园
从创立五行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的邹衍,到将《尚书》藏在墙壁中保护儒家经典的伏生;从化身济南文化符号的“二安”到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张养浩,济南人杰地灵,为诸多文化大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同时,诸多仁人志士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在诸多文化名人中,不得不提一代大儒周永年。“清乾隆年间,他积书10万卷,供人阅读抄写,由此建立起的藉书园也成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因此,济南也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祥地。”刘国胜介绍。
多年前,刘国胜在工作中接触到多位省内外文化名家,许多前辈提到了这样一句话,“济南人不要忘记周永年”,尤其是他在济南文化历史发展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当时接触到许多敬仰的前辈都表达出对周永年的尊敬之情。令人遗憾的是,周永年没有著作传世,且无人为其撰写传记,研究资料获取难度非常大。彼时,从学术成果情况来看,广大学者对这位先贤的研究论文及书籍并不多,甚至关于他的一些资料也难以寻觅,但这些都没有能够阻挡我对周永年的研究兴趣。”从2014年起,刘国胜团结起身边的青年学者对周永年其人其事开始进行资料搜集和整理,梳理其生平经历及重要人物关系,不断积累资料并对与其相关的古籍进行考证,“没想到,这件事一做便是8年。值得欣喜的是,《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发祥地考》这篇论文得到了中国图书馆年会的高度认可。”
在研究周永年生平的多年间,刘国胜考据古籍,反复论证,渐渐从中梳理出这位一代大儒的生活轨迹,将各种碎片一一拼凑起来,创作出一部28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来记录其生平。多年间积累的扎实资料,也为其日后撰写论文打下坚实基础。
“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学者、朋友的帮助,我多次请教他们,并得到悉心的指导。我最初并未想到要在学术领域发表论文,在相关前辈建议下,才决定将多年研究成果整理为论文,希望由此能够将中国公共图书馆出现时间向前延伸,同时,也为济南挖掘专属的文化符号。”刘国胜表示。
为济南挖掘专属的文化符号
济南人不应忘记的周永年不仅是一代大儒,也是中国首家公共图书馆的开辟者。周永年为山东历城(今济南)人,生而好学,“竭数十年博采旁搜之力,弃产营书”,筑藉书园,积书10万卷,供人阅读抄写,作《儒藏说》,绘《林汲山房图》。
“周永年是清朝乾隆年间贯通儒释道三家的大儒,一生经历十分传奇。他修经、史、子、集四库‘儒藏’,校勘《永乐大典》,发出了《四库全书》的先声,并在其编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所构建的藉书园不仅在书籍储藏数量上蔚为壮观,更实现了把私家藏书‘广之于天下’‘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设想。”刘国胜介绍。
公共图书馆是知识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要不断适应新的交流方式以履行其帮助人们获取信息和有效利用信息的使命,它还为知识生产、信息和文化的分享与交流、促进公民参与等提供开放的空间。根据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对公共图书馆的定义,公共图书馆需要有公共性、服务性、传承性的特征。“从《儒藏说》理论的提出到藉书园的实际践行,中国的这位先贤早在200多年前就已实践起公共图书馆的最高价值、核心使命和重要职责。”刘国胜表示。
刘国胜从公共图书馆的定义及作用出发,对诸多古籍进行考证,最终论证济南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祥地。由于周永年未有专著传世,其所著《儒藏说》十八篇,保留至今的仅有一篇。所幸,其编纂过的《历城县志》《泰安府志》《济宁直隶州志》《先正读书诀》《贷园丛书初集》《制艺类编》等文献资料颇具考察价值。另一方面,《清史稿》《济南府志》等所载周永年资料亦提供了较为客观、真实的记载。此外,与周永年交好的郝允秀、李文藻、桂馥等传世的文字资料中,亦提供了考据的诸多证据。刘国胜发布的论文便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进行考证,从我国本土公共图书馆书籍的保存、理论的创立、功能的实现和阅读的推广四个方面,论证出济南藉书园是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发祥地。
探索文化空间的更多可能性
从学术领域看,许多人认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诞生应在上世纪初期。当时学习西方的浪潮颇盛,一批公共图书馆便被建立起来。对于周永年所创办的藉书园,有学者认为,其未曾向大众开放,应为私人藏书场所,且周永年一介书生,不具有藏书10万卷的财力。对此,刘国胜从多方面进行考证,进行逐一反驳。“周永年曾雇佣4人专门四处收书,且从四库馆借书回家雇人抄书,此外,他还在北京藉书园刻印了许多书籍。《清史稿·周永年列传》载其‘聚古今书籍十万卷’,章学诚《周书昌别传》也载其‘积卷殆近十万’,足以佐证济南藉书园藏书数量。清道光年间的《济南府志》中也记载周永年‘在不欲自私,以藉书名园。藉者,借也’。因此,藉书园是对外开放的藏书之地,并非私人书楼。”刘国胜介绍。
从提出私书公读的《儒藏说》至其规定借书细则的《儒藏条约》,从广集图书10万册到在济南、北京两地将藉书园建设成为可供学子借阅图书的场所,周永年从理论至实践都在践行着他将藏书“广之于天下”“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愿景。“《儒藏说》还提出了‘多置副本’‘活板’等让书籍‘久而不散’之法,即其关于图书馆传承性的理念。保存、保护古籍等文化遗产仍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传统优势和重要职责,彼时周永年便提出这样的理念,足见其思想之先进。”刘国胜表示。此外,周永年从战国以来30多位先贤的46部著作中,选辑出192条读书之法编订成《先正读书诀》。研究之余,刘国胜也将这部著作进行译注并出版。
通过丰富详实的古籍考证,刘国胜在学术领域对济南公共图书馆事业萌发和起源做严谨论证。与此同时,在实践领域,他也在不断探索城市文化空间的可能性。他将自己创办的位于历下区旅游路的社区书店取名为“藉书园”,借此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贤。
“周永年的传奇人生吸引了很多人关注。根据我所创作的‘周永年传记’为蓝本改编的电视剧正在筹备之中。我希望通过电视剧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周永年,也让大家了解到泉城济南这座书香之城的历史故事。”刘国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