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植物人托养中心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孙倩

北京延生托养中心的标准病房

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安安静静地“生长”在病床上，呼吸、睡眠，几乎没有任何回应，像是童话里昏迷入睡的主人公，只是没有能唤醒他们的亲吻，他们也被称为“植物人”，他们是真正活着的人，却和社会断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社会死”。

网络上，关于对植物人是否有活着的意义争论不休，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家属来说，只要人还在，希望就还在，慰藉就还在，“谁能放弃自己的亲人呢？”在北京密云，医生相久大辞职后创办了国内唯一一家植物人托养中心，前后收下了两百余名植物人，他希望，植物人有容身之所，家属能够回归社会。

最后的归属地

病房里，一名男子正拿着几颗荔枝，他是一个月薪五千元的工薪族，“没尝，挺贵的，我哪能尝它呀。”随后，他把荔枝打成了果汁，准备注给植物人妻子。

他坐在床边，用录音机播放想对妻子说的话，他说，“以前你总说我不跟你说我爱你三个字，我以前想，没事总说这三个字，全是假的，虚的，可是现在呢，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三个字的分量，我爱你，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这是一家媒体拍下的，在托养中心，老安（化名）照顾妻子的样子。他一日日守在那里，跟妻子说话，没有回应，更像是“自言自语”，但他还是会继续，“一百句一千句，听进去一句我就知足了。”

相久大告诉记者，从妻子车祸后，老安像是工作一样每天陪着妻子，期盼她醒来，除此外，还有家属常常住在这里，不愿意离开变成“植物”的家人。

2015年，相久大创办了这家植物人托养中心，距离市区大约六七十公里，独栋的庭院，离最近的村庄有着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目前，这里生活着38位植物人，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在这里度过余生，直到完结。

这里的托养者中，最小的13岁，最大的93岁，他们几乎一样，沉寂地躺在床上，没有任何回应，靠鼻饲进食流食，以供补充营养，单薄的身体可以用“皮包骨”来形容，因为常年“生长”在床上，甚至可能肌肉萎缩四肢僵硬，只是在延续生命。

家属其实明白，这也许就是最后的归属地。延生安养，顾名思义，即“延续生命安宁调养”。相久大说，这更类似于“临终关怀”或者“安宁疗护”。

事实上，照看植物人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植物人不会吃不会喝，甚至可能因为无法吸痰窒息而死。

当一个家庭出现一位植物人，整个家庭可能都会处于停摆状态，所以，相久大希望家属能够放心地回归社会，毕竟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从医生角度出发

这不是一场生意，对于相久大来说，他还是在履行医生的职责。

在相久大成为托养中心的创始人以前，人生轨迹平稳且顺利，毕业后进入北京市郊的密云区医院，后成为门诊外科主任。在外界眼里，这样的人生蓝图足够明朗，但转折终究是来了。他坦言：“说实话，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我其实想做一件自己的事儿。”

相久大开始思考，重症病人的最后阶段去哪了？是回家了吗？最终，他带着卖房的200万元资金，创建了这家托养中心。

但这一路并不顺利，首先选址上就受到了阻力，他本想开在天坛医院附近，但一路从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的走了出来，最后选择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水库旁边”，远离人烟。

选址失败很简单，无外乎是“晦气”。相久大说：“我没出医院的时候不懂这事，原来社会对这个话题很忌讳。”

第一年，只有一位病人，第二年，第三年也不过寥寥几位，他和几位护士苦苦支撑着，直到第四年才有了转折。前三年的时光，因为担忧引起纠纷，其他医生并不敢将此处推荐给家属。

如今病人虽然多了起来，托养中心也换了地址，但依旧是入不敷出，每年56万元的房租就已压力重重。粗略估计，相久大已花费了七八百万元，他轻描淡写地说：“生意方面咱不懂，我就是从医生的角度出发做的。”

虽然有短暂的动摇，相久大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告诉记者，他们不是一件商品，不能被退还，既然来了，就要照顾下去。

被家人深爱的人

在国内，关于植物人的数量并无官方数据，从媒体报道来看，保守估计每年新增十万例。其实，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个个正在苦苦支撑的家庭，和等待着他苏醒的家人。

一位从医的女孩子，独自一人，从深圳赶来，将母亲送来这里，在此之前，她曾走访了无数家养老院，都被婉言拒绝，在女孩看来，这些机构也不具备能照顾母亲的条件。

像女孩一样，无数家属在面对高昂而无望的医疗费用时，已不知所措，医院也以“回家照顾”为由劝其出院，而养老院，也不敢随意接收一位特殊的老人，左右徘徊，家属的日子可能越过越艰难。

这里的病房分为两种，基础病房与标准病房，收费为每月7500元或者1万元，虽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依然是不菲的开销，但相比生活停止，已经好了太多。

托养中心存在的意义，也在于被医院重症监护室里动辄每日数千元的花销耗光精力后，他们能够坦然面对亲人的离去，而不至于久久生活在遗憾之中。

很多家属，在等待奇迹的发生，在电视剧里，植物人会奇迹苏醒，但相久大告诉记者，在这里，二百余位植物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奇迹苏醒”，能够自理或者半自理，可以聊天说话。

以前，相久大也关注，后来，他发现这种意义不大的醒来，比如可以握手等变化，会加重家属思想负担，他们又开始日复一日地等待奇迹。相久大说：“以前有一位老人叫了自己二女儿的名字，后来，她二女儿天天来，觉得母亲对她一定有着特殊的挂念。”

为了唤醒家人，有些家属也会“乱投医”，烧香求符做法事，在这些迷信做法前，只要不影响病房运转，相久大是同意的，比如一位九旬老人高价求来香灰，请求给自己的儿子吃下，“其实那就是土，没有意义，但我们还是分批喂了一点点。”相久大说，有时候，他们要做的，不是为了植物人，而是为了家属。

家属的意义就是我的意义

网络上关于植物人话题争论不休，甚至探讨安乐死的意义，事实上，我国法律不允许，国际上同意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也甚少，并且当事情一旦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便很难做出这种决定。

相久大告诉记者，在他曾经的观念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明白救治植物人希望渺茫，但依旧有不少高学历人群倾家荡产用于救治植物人家人，情感远远战胜了理智。

相久大鲜少接受捐助，但他曾接受过一位博士生捐助的几万元，博士生为了父亲和社会脱节很久，那笔钱是父亲离世后亲属凑的“份子钱”，他不想用，想花在更值得的事情身上。

相久大说，植物人的尊严，来源于别人怎么对待他，他没有意识，但“还是要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他告诉记者，每个家庭的痛苦都很大，做这件事的意义，更是为了让家属能够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免除心理负担，于他自己，家属的意义就是他的意义。

如果说，植物人的安置问题是家属迫在眉睫的问题，那么政策上的壁垒，是他绕不过去的难关。早在2014年办理经营许可证时，相久大发现，没有任何一家行政部门同意审批与植物人安养相关的机构，最后，他在密云区民政局拿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主管单位是密云区残联。

相久大发现，如今大环境很好，政策很好，但在落地之时，植物人的所属却发生了分歧。在相关部门的管理范围内，植物人似乎不属于残疾人，也不属于病人，甚至很难归结为老人，当没有明确所属之时，他们就很难享受到政策福利。相久大觉得，植物人是活着的人，是被家人深爱的人，所以也应该得到社会的基本保障，“既然是活着的人，就应该有生存权和健康权，生存权就是他活着的权利，健康权应该有医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