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孙倩 发自沈阳
一杯六块的扎啤,一碟六元的小菜,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在这打发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新年年初,在沈阳的“穷鬼乐园”,一位“老酒蒙子”说,这三十年他几乎把命留在了这里,原来的酒肉朋友,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这里的故事已经是尾声了。
什么是酒肉朋友?他的答案是,有酒肉,才能是朋友,没酒肉,什么也不是。一杯三元钱的散白下肚,他说,这一辈子,就这么匆匆而去了。一旁的流浪汉听着,他问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姑娘,你是干啥的?能给我指条明路吗?”
这是位于沈阳的一家啤酒屋,也被当地人称为“穷鬼乐园”。在作家郑执的笔下,这里有各样的故事。二三十年前还在醉生梦死的醉汉,踪迹正逐渐消失,但这里,却因为和文学灵感挂上了微妙的联系,一群文艺青年接下了这根无形的接力棒,也如此,故事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止。
“穷鬼”聚集地
这里或许是一间特别的酒馆。
因为在这里,酒客们不需要明天,第二天,太阳是否东升西落,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他们可能两手空空,却游刃有余地穿梭在酒桌之间,只要你有酒,也可以换到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不过,故事的真假却无从考证。
年初,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走进这间酒馆,坐在了一位“老酒蒙子”老梁的对面,他笑着说,“姑娘,这里的故事已经到尾声了。”他望着窗外念叨,三十年前,城市不是这样的,街道也不是这样的,甚至人和人与现在也不同。
但他眼里,这家酒馆没变,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的装修风格,夜里,门外还会亮起霓虹灯。只不过,原来坐在正中间的那群酒客,在经历生老病死后,消失不见了,他自己,也足有半年没来过了。
当地人说,很多年前,“穷鬼乐园”的名字并不属于酒馆,而是它身侧的那家“百乐门”舞厅。一位出租车司机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舞厅的门票只有几块钱,那里的规则是“十元三曲”。当年,下岗浪潮正如暴风一样,席卷到千家万户,有钱的,没钱的,都能在这找到短暂的快乐。
万顺啤酒屋的老板娘英姐记得,夜里,人们跳累了,就来这里短坐,三五成群,或者男男女女的人,点上啤酒,小酌两口,就是娱乐消遣。
后来,“百乐门”不在了,那一侧的舞厅也逐渐被拆除,但“穷鬼们”仍然没有离开,没日没夜地泡在这家酒馆,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酒杯一举,继续称兄道弟。万顺啤酒屋将“穷鬼乐园”的名号继承了下来。
老梁是个文邹邹的酒鬼,说起话来说,总喜欢用成语,他说这里的故事五花八门,真真假假,但大多不上台面。按照他的自我定位,他的人生脉络从没有向上的走势,更谈不上一蹶不振,没啥出息,就好口酒,甭管酗酒的原因是啥,喝了就是喝了。
他告诉我,“这一块没有啥好人,但也没有坏人,最多小偷小摸,却不是有胆量能干出大凶大恶的人。”
江湖气息的老板娘
一间充满江湖味道的酒馆,必不能少的,是一个镇得住场子的老板娘。如果你在店里,看到一位染着红发的中年女子,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日常满目笑容,碰到打架闹事的,恶狠狠的眼神扫过,甚至伴随着东北骂人最难听的脏话,那大抵就是她了。
英姐今年五十多岁,是个闲不住的人,与其说,这间酒馆是酒鬼们的乐园,倒不如说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寄托。几十年前,英姐和丈夫帮二姐管理酒屋,后来,二姐因为身体原因,不再工作了。
酒馆开在舞厅旁边,就意味着,时常要接触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英姐记得,那时候,人们打架甚至不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你碰到我,我碰到你,在酒精的作用下,情绪被发挥到极致,“就是干,干就完了”,酒瓶子往人身上招呼的时候,不在少数。
英姐也怕过,她记得,曾经有一桌顾客发生口角,碰撞下,又牵扯到旁边的一桌顾客,两桌人打起来了,场面很混乱,玻璃门也被打碎了,见血更是常事。那天晚上,她和爱人在派出所做笔录做到了凌晨两点。
“有的男的,长相就凶,我跟他们说话心里都犯怵。”生意场混迹久了,英姐也不再是当年的自己,她有了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也受到了尊重,“有时候我能压住场子,有时候我也整不了。”
遇到发酒疯的,英姐毫不客气,酒不卖了,立马撵客,骂骂咧咧的同时,还要给酒鬼的家人打电话,遏制不住的,英姐气得,上去就是两个耳光。曾经,一位当地所谓的“社会人”被英姐打了几下以后,还笑呵呵的说,“也就是你打我,别人肯定不行。”
几年前,一个哑巴总是看向窗内,英姐招呼他进来,每次都给他备好了饭菜。但有些事,她忍不了,一个常来的客人,趁人不注意,将手伸进了前台上的钱盒子,等英姐回来,她气得大骂,让那个客人滚蛋。
在万顺啤酒屋吃饭,先结账,是英姐定下的规矩。有的顾客,七七八八要了一堆,结账时就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态度,英姐特恨这种行为,“你没钱你提前说,我照样给你准备吃的,你别跟我整这事。”
老酒鬼们的身影
酒鬼们的人生有着相似的生活轨迹,从下岗待业的青年一熬就变成了彻底的无业游民。下岗浪潮席卷的日子里,他们醉生梦死,即便如今,仍然有人提及当年的生活,当年工人身份的光环,可能是这一生的高光时刻,时代不一样了,但是他们仍然在回忆上个世纪的东北。
而英姐,早就见惯了他们的人生态度,一个中年男人,清早就来这里,点上一杯扎啤,再无限续下去。她很少主动打听别人的故事,有时,看下去了,会端着扎啤杯问上一句,“哥们今天这是咋了。”英姐从来都不想得到一个什么确切的答案,或者说,她更想知道对方需不需要自己这样的一个倾听者。
英姐见多了这里的故事,做生意赚了钱的邻居老安,媳妇儿去了加拿大,就再也没回来,从那后,他没日没夜的泡在酒里,甚至没人敢问上一句,媳妇回来了吗?还有螃蟹王老王,离婚了,最爱海货,每次螃蟹上市的季节,都要点上十只螃蟹,最终也因为心梗而离世;河南的破烂哥,因为和家人争吵,迟迟不肯回家,浪迹在这四周,收废品为生,家人来寻,说他丢人,他却撂下狠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丢脸,你别过来找我啊!”
除了发泄情绪,也有人试图在这找到某种感觉。十几年前,一位房地产老板进了酒馆,当时,店内已经没有座位,他站在前台,吃黄瓜蘸酱,晚上他又来了,这一次,他转给英姐两千元,“给这里每一个人加四个菜两个酒。”
最近这几年,英姐发现,老面孔逐渐消失了,她打听着,知道有些人去了南方生活,有人组织了新家庭,但还有很多老客,因为酗酒,患上疾病,一个个离开了。
英姐说,其实她很讨厌酒,哥哥就酗酒,闹得全家不得安生,后来哥哥也离世了。她喜欢自己爱人的样子,能喝但不贪杯。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英姐说,“我就想啊,下辈子,不想再干这买卖了。”
可话是这样说,要是关了这家店,她总担忧着这帮酒鬼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
有故事的服务员
英姐说,在老客之间,有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就是中间那排座位,是酒鬼们的专座。老梁说,以往,老酒鬼们都围在那里,但不出一会,总是有冲突,无非就是谁买酒了,谁没买。他很少走进那个“圈子”,“咱掺和啥啊,咱不喝人家的,谁也别喝我的。”
老梁特别憎恨这群酒晕子,哪怕自己就是其中一个,“东奔西走,就是混口酒”。如果你在这里,并且能提供酒,这些酒鬼们可以提供编织各种你喜欢的故事。
这件事,霍哥更有发言权,见惯了形形色色的人,对吹嘘之言早已练就了“左耳进右耳出”的本领,“但有时候,那话都没个听,上次有个老头喝完酒了,说前几天美国总统给自己打电话,有个几个亿的项目,没他干不了。”
霍哥是这里的服务员,也有人称他为酒保,他长相凶狠,衣服很“潮流”,比如胸前印着一只猛虎,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六十岁左右的人。他说,“没别的,我这人,就是爱穿,要个精气神。”照酒鬼们的话说,霍哥一看就是“混过社会的”。
等到下午,店里没人了,霍哥会上二楼,放着音乐自娱自乐,跳“摇摆舞”,或者拿着双截棍甩着玩。年轻时候,他在北京给人追债,打架也是常事,偶然之间,成了这里的服务员,霍哥自己,很久以前就把酒戒了。英姐说,自他来了,店里打架的酒更少了,有人开玩笑说,“英姐这是找了个帮手。”英姐却感慨,这个小店,经营到现在,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霍哥在店里,时常伸出“援助之手”,善意劝解那些醉酒的人回家,“可说了有啥用呢。”
一窗之隔的两个世界
在这,有人点上一杯扎啤或是三元钱的散白,坐在角落里,从衣袋里掏出年节下搜集的糖块零食,配着酒,一喝就是好几个小时,能言善道的,更是能“哄”来酒喝。次数多了,被英姐发现,他们过意不去,就点上个小菜。老梁那天点了三个小菜,一共花销了三十多元,他说,很久没出门了,奢侈一次。
老梁说得并不夸张,这里的客人,甚至从家里带出猪蹄,摆在桌面上,配着酒喝,酒没了,猪蹄还纹丝未动,收起来,下次继续带来。
不过,相比窗外的人,他们过得未必辛苦,一窗之隔,是两种人生态度。万顺啤酒屋的落地窗外,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劳力市场,那些从郊区来的人,早早站在那,举着“水泥”“电工”的牌子,一等就是一大上午,期待着自己被雇主幸运地点到,他们之中,大多不舍得来酒屋里“挥霍”。力工老李说,“等没人,晚点回家就吃饭了。”
老梁看着那些力工,想起来以前的一酒鬼,“家里原本挺有钱,全挥霍完了,大冬天没钱买煤,烧胶皮鞋底子取暖,屋里狼烟地洞的,他倒把脑袋伸出窗外透气。”老梁苦笑,“这算啥故事,搁我们那时候,这都是事故。”
他坚持为记者点了一杯饮料,还拿来开瓶器,“我怕你介意,你自己开。”他说,他都不记得,上一次,有人愿意坐下,听他说话,是什么时候了。老梁光棍了一辈子,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给母亲养老送终,“姑娘,你想啊,像我们这样的,哪还有女人愿意跟啊。”
英姐也说,这里醉生梦死的男人,大多都是单身,或者单身一生,或者是离婚。老梁接下这话,“要是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家里等我,我也不想出来。”
一旁,一位无儿无女的流浪汉静悄悄听着这些对话,等到客人散去,他把记者叫了过去,他问,“姑娘,你是什么人啊,能给我指条明路吗?”他说,哪怕在附近找到一间十元钱的客栈呢。
他们的追求,像又不像。
酒馆与文学
“穷鬼乐园”的名声大噪,或许来自于作家郑执关于这里的讲述,无意中,他将酒馆推到了更远的世界外,还有一句英姐的“名言”,更是为这位老板娘添上了一份江湖气息。
曾经,作家问英姐,有没有想过哪一天不开这家店了?英姐的回答是,“我要是不干了,这帮人还能去哪?郑执将这句话译成,“如果此地终会消亡,这些灵魂又将何处安放?”
这一次,“穷鬼乐园”和文学挂上了一种微妙的联系。
有一天,英姐无意发现,店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间被中老年人围住多年的酒馆,不知为何在一夕之间成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艺之所。后来,当她知道这件事后,记忆里逐渐浮现了郑执初来酒馆的样子,一个年轻人,点了酒,坐在一边,“其实他跟我说过他想写一部小说,当时我没当个事。”英姐告诉记者,别说写小说了,这帮酒客们的酒后之言,什么牛都敢吹,她都是一笑置之。
疫情影响下,这几年,人流量少了,那些老客们的身影也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这成了网红打卡地,一批一批的文艺青年来这里寻找“感觉”,有人来直播,有人来拍短视频,甚至来拍电影。经常有人问英姐,作家啥时候还来,英姐只能苦笑,她说她也不知道。
跨年那天夜里,来了两桌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年轻人拿着吉他,但似乎不太会弹,另一桌学音乐的男孩说,“我来”。两桌由此并成了一桌,英姐听着年轻人的音乐,笑声,和关于文学的讨论,说,“我觉得这样挺好的,酒,喝好了才是好东西。”